查看详情>> 对于2015年的地方债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债务治理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即要“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二是债务治理改革不能停，即要“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三是债务治理不能冒进，即要“保障符合条件的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 可以看到，如对待“促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一样，在对待地方债务治理的问题上，中央一样在寻求一种平衡术：既要推进债务管理制度改革，又不能因债务治理而影响经济增长。这对2015年的地方债务治理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债务存量太大。 按照2013年的审计数据计算，2015年地方政府到期应偿还的债务为2.78万亿元，这还不包括2013年6月份以后新增的债务中需要2015年偿还的债务。保守估计，2015年需要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务会超过3万亿。这一数字虽低于2014年的3.5万亿，但考虑到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带来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滑，2015年的偿债压力仍然不小。 其次是“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子行不通了。 地方政府传统的融资方式在2015年将迎来实质性的变化。一方面，银行出于响应中央号召和防范自身风险的需要开始收紧向融资平台的贷款。银监会在2013年就专门发文要求“控制地方平台贷款总量，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现在政府又开始撇清责任，要求“谁借谁还、风险自担”，融资平台从银行继续借钱的路子基本被堵死。另一方面，城投债在中证登新规的影响下已经再难有大的作为。2010年城投债发行规模超过3000亿元，2012年超过9000亿元，2014年一举超过了1.6万亿元。但是43号文件给城投债套了一根缰绳，而中证登2014年12月对企业债质押回购的严苛新规直接造成了城投债的“滑铁卢”。 Wind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份共有109只城投债发行，规模为1284.7亿元；11月发行123只共计1169.2亿元；到了12月，发行数量骤降至56只，规模缩减为729亿元。进入2015年，由于受中证登新规影响，一级市场的发行利率迅速上升，不少原本打算发债的城投公司不得不“暂时取消”。 在这种形势下，2015年的到期债务该如何偿还？ 政府的思路是，在43号文件规定的大框架下，开启新的市场化的举债模式。其一，让“自发自还”成常态。这是顶层设计中地方政府未来的主流负债方式，包括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自发自还”上位后，财政部“代发代还”的模式将逐步退出。但是，“自发自还”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发债流程、信用评定、信息披露相关机制还在摸索之中。2014年在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10省市启动的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总规模刚刚过1000亿元。即使2015年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全年“自发自还”形式的发债规模应该也不会超过5000亿元，这与全年近3万亿的偿债规模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其二，鼓励PPP模式。PPP模式在于将市场机制引进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领域，鼓励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但是，梦想PPP模式能立即扛起地方政府基建项目融资的大旗注定是不现实的：第一，并不是所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都可以商业化的；第二，对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而言，其盈利能力都比较差，民营资本的参与动力天然不足；第三，中国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信用还有待加强。公共品与服务项目通常前期投资额高，回报周期长，影响项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确定性大，如果没有相应法律、法规保障私人部门利益，PPP模式在中国难以有效推广。 乐观估计，2015年全国PPP项目融资规模约1.5万亿元，与全年超过10万亿的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总额相比，仍很难完全满足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更重要的一点是，PPP项目融资用来弥补新增项目资金不足还可以，但绝不可能大量用来消化现有的存量债务。 “借新还旧”尚且困难，如果计入因经济增长需要的新增债务，则2015年的地方债治理将注定会“压力山大”。 2015年，中国经济去杠杆、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的调整仍将继续，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尚难以冲抵传统增长点收缩带来的压力，为稳住7%左右的目标GDP增速，稳住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仍是政府的唯一选择。 据中诚信公司测算，2015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还债额约为1.4万亿，除去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筹资，资金缺口还有约1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则表示，如果计入存量债务接续在内，要拉动2015年GDP增速达到7%，则还有3.5万亿元基建资金的缺口。 旧债要还，而新的举债机制又还未建立。在此情形之下，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如何“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笔者以为，以下三点最重要： 首先，政府职能要尽快转变，这是根本。政府要由公司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要注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用好今年1.62万亿的财政赤字资金。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引进市场纪律之后，要充分考虑资金层面的制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考虑盈亏就进行大规模投资。 其次，要加快“自发自还”举债机制的建立。争取到2015年底，全国地方债券发行规模（“自发自还”加“代发代还”）能达到1万亿左右，再加上PPP的融资增量，基本做到冲抵城投债规模的下滑量。正如工作报告所说，要“适当发行专项债券”。 最后，要给城投债适当的缓冲期。在新的市场化举债机制完善之前，要允许符合条件、符合程序的城投债继续存在，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地方政府债在短期内无法承接城投债落幕造成的资金需求缺口。

查看详情>>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0577亿元，同比增长11.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 %，国民经济整体回升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发展。相比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均衡增长水平，这个增长不能说低。但考虑到去年的基数以及接下来增长有可能逐季降低的趋势，这个增长也不能说太高。对于一季度的经济表现，有机构据此认为，“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通过数据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一季度的经济表现虽然凸显了“保增长”，而依然忽视了“调结构”，而经济政策仍然较多体现了过于注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的一贯思维，这将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保增长、调结构”，“好字当头”应该是我国一段时期内经济政策的坚定取向。“促进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正是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政策根本基调。因此，对比之下，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真正复苏之路还很漫长。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出口同比增长28.7％，而消费只同比增长17.9%。从消费形态看，除汽车消费外（同比增39.8%），增长最快的却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而导致的石油及制品的被动消费支出上涨（同比增40.3%），其次就是由于房地产疯狂发展而带来的建筑及装潢材料（同比增26.8%）、家具（同比增37.6%）和家电的消费增加，而其他民生领域的消费都增长缓慢。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还是没有很好启动，农村消费增长（同比增15.4%）再一次低于城镇消费增长（同比增18.4%）。可以说，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还是有一只跛脚，而且城乡二元消费结构更加不平衡。 其次，投资过多地流向了重工业领域、基础建设领域和房地产领域，4万亿经济刺激投资翘尾痕迹明显。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来看，重工业增长22.1％，比轻工业增长高8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9.9%。从分行业增加值来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幅最大(同比增37.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更是增长35.1%，比去年同期加快31个百分点，也远远高于第三产业30.0%的平均投资增长。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陆续出台，房地产投资将难以持续。重工业领域、基础建设领域的快速发展也明显带有过重的经济危机救市色彩。国有投资的不断增大将会挤出私营资本，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这也与我国“调结构”的基本经济政策取向背道而驰。 第三，收入分配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一季度GDP增长11.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2 %。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上涨再一次没有跑过GDP。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季度全国实现财政收入********亿元，同比增长34%。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867亿元，同比增长119.7％。企业和政府再一次剥夺了全体国民创造的财富，促进消费更从何谈起！ 第四，输入型通胀风险加大。一季度CPI为2.2 %，而且主要来自于食品和居住的上涨。考虑去年4万亿投资的滞后因素，以及今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估计今年全年CPI不会超过5%。但由于资源型国际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带动的PPI的快速上涨，输入型通胀，我们不得不防。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2%，3月份环比上涨0.5%。一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9％。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三大国际铁矿石巨头80％－90％的提价要求都将加大输入型的通胀风险。而由于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金融支持就成了巩固经济复苏的不二选择，但流动性过剩、通胀风险加大又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我们有三个总体判断：一是经济复苏的基本形势已经确定，但基础并不稳固，所谓经济过热以及泡沫崩溃的说法耸人听闻却不可信，接下来经济增速有可能逐季降低，物价也并不存在真正的危险，而信贷增长，等关键指标已经控制住，因此不要轻言经济过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暂时也不能轻言退出；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恢复性增长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也不代表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必须把保持中国经济当前平稳较快发展和为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保增长、调结构”的基本政策取向，尽快提升我国内生经济增长能力。 全面权衡，我们认为，眼下最为紧要的经济政策有三：一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果断让人民币升值，以此加快外需依赖型增长向内需型增长的战略转换；二是严格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加大信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加大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同时收紧房地产的信贷和投资，其目的是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把握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大好时机，切实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实，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大力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其目的是打造新的增长点。

查看详情>> 周日，在所有人兴高采烈的欢度周末，最不经意的时间，政府出台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楼市调控。茅头所指，是楼市的投资性与投机性需求，方法则是收紧信贷。 狼终于来了!箭终于出了！本轮楼市调控力度空前且精准。谁说政府不会动真格的？！ 信贷紧缩对于正升温的楼市犹如降下倾盆大雨，而税改且在后虎视眈眈。2009年年开发商资金来源增长增长44.2%。其中，个人按揭贷款增长最高，达116.2%。楼市回暖完全是因为信贷宽松的结果，楼价爆涨完全是因为货币惹得祸。而今年，势必进入萧瑟的初冬!作一个初步同时非常主观的估计，至少将楼价的增长率向下杀20个百分点。 在楼市调控上，老百姓们因为多次被伤害，使得即便对于如此明确的楼市紧缩信号仍将信将疑。一位网友回应本博主：“有政策未必是执行的，只是吓唬吓唬的，会迎来报复性的上涨”。政府公信力可谓十万火急！本轮调控不成功，失败的将不是楼市而是政府！然而，本博主仍坚信，狼真的来了，政府将捍卫其荣誉！ 有朋友说，政府行为应该理性，不应该情绪化，捍卫荣誉也不足论。这是高论！我很佩服。但以目前的情况而论，政府实话算数就是最大的理性，政府讲诚信既是捍卫荣誉，也是让人家有合理预期的理性选择。当然，从长远来看，本博主已经强调，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走向正常化，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的“问题市场”。 又一位网友说了，本届政府在史上是什么地位，以国十条为开端一系列调控将会起决定性作用。此话精且到位，足见智慧在民间、公道在人心！是的，本届政府开创了亲民作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提出科学发展、谐社会以及幸福、尊严、公正、和谐的执政观，但考验无疑在房地产上。

查看详情>> 时下的房地产政策进入宽松期。对此，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政策背后的实质还是通过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放松来鼓励民众买房，从而稳定住房消费。 赵晓分析，松绑调控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的情形下，将行政性调控手段回归到市场化运行；二是政府希望以“稳楼市”来“稳增长”。 “稳增长”才能“稳就业”，这自不必说。但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当前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必须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目标就是要保持6%到7%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赢取时间和空间。 赵晓认为，总体来看，今年楼市的宽松政策主要还是由鼓励一套房刚需拓展到二套改善型需求，无论是房贷政策还是税收政策的调整，都是为改善型需求提供最大的便利，坚持“稳定住房消费需求”的大方向还没有改变。但是，这并不代表鼓励投资性住房需求的事情不能做，具体做不做，要视经济未来的走势而定，如果未来2到3个月中国经济的宏观层面继续承压，则楼市宽松政策将会进一步“发酵”。

查看详情>> 日前释放的多种信号表明，坊间一直流传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判断至少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认可。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财政部和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先后站出来对中国版Q E传闻进行辟谣；二是4月30日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再次强调要增加公共支出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开闸放水”释放流动性。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大家对此判断出现分歧，主要是由于各自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及其判定依据的看法不尽相同。 由世界上34个国家的900多名知名学者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的过程”。美国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有一句经典名言：“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货币现象”，通货紧缩作为与通货膨胀相对立的经济现象，自然也应该与通货膨胀一样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 只是，通货紧缩中的“价格下降”通常指的是社会一般价格水平的连续下跌现象。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存在普遍的产品价格下降，而不是个别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二是较长时间的价格下降(一般认为应持续6个月至一年)，而不是短时期内的价格下跌。在理论上，目前还缺乏衡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完美指标，在实践中，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 PI)、工业品价格指数(P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作为一般价格的衡量指标。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一季度CPI同比涨幅1 .2%，涨幅较去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持续在低位运行，PPI同比-4.6%，已是连续三年保持同比负增长。上述数据是许多人判断中国经济已陷入通货紧缩的主要依据，但是，在中国由于C PI指数构成中食品类商品的权重比较高，而住房与服务类的商品权重较低，所以仅以“被猪肉价格绑架”的C PI数据作为中国经济通缩的判别依据总是不那么让人信服。 另一方面，如果仅以“价格下降”作为是否进入通货紧缩的判别依据，还有一点常被大家所质疑，那就是：价格下降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并由此衍生出“好的通缩”与“坏的通缩”的区别。由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某些外部冲击(如进口石油价格下降)导致总供给扩张，带来最终产品的产出增加和价格下降，这被称为“好的通缩”。比如，近几十年电子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近两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导致中国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下降等等。 显然，在大家的意识里，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总是令人讨厌的，而现在出现了“好的通缩”，说明仅从“价格下降”的角度来诠释“通货紧缩”存在片面性。笔者以为，“通货紧缩”必须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由于价格普遍持续性的下降带来了生产过剩、投资和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甚至经济萧条。简单理解就是，由于货币供应的不足导致了社会产品的持续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直接造成了伤害。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大家在讨论“通货紧缩”时，有人说的是“好的通缩”，有人说的是“坏的通缩”，就没有了讨论的前提。 从上述“通货紧缩”的三层含义出发，就可以初步判断出中国确实还没有陷入通货紧缩阶段。第一，虽然中国C PI和PPI长期低位运行，但这更多的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外需不振和国际石油价格下挫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货币供给不足造成的。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余额同比增长12.2%，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6%，二者都高于G D P增长与C PI增长之和，说明中国经济整体上流动性是够的；第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运行在合理的区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更多的是趋势性的因素，社会产品价格下跌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因果倒置，就可能使得制定的宏观政策南辕北辙；第三，理论上讲，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拉动经济增长，但在当前中国，这一点可能不成立，因为中国金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在缺少投资机会的情形下，盲目“开闸放水”不仅实体经济获益有限，还会带来更令人讨厌的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 4月30日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再次强调了三点：一是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重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而不是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没必要夸大经济的下行压力，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短期稳增长，通过降税清费来长期稳增长；三是注重扩大消费需求，挖掘消费潜力，培育新的增长点，着力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是一味强调稳增长。很显然，上述的宏观调控基调进一步折射了中国决策高层对“通货紧缩”内涵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