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逻辑：畸形的混搭与错位的“反腐”
如果说阉割带有毁灭艺术的危险，那么非艺术规则对艺术自身逻辑的取代，则会显现出奇特的畸形与夸张。
春晚之所以会带有不自然的仪式感，就是因为它不在一个日常化的语境里，去日常化的逻辑是春晚的独特逻辑。这种逻辑首先表现在歌曲的改编上，今年春晚将歌曲反串作为一大亮点，陶喆唱张也的《万事如意》，张也唱《小镇姑娘》，水木年华唱京剧，京剧大师于魁智唱《奔跑》，凤凰传奇与筷子兄弟歌曲杂交，春晚在努力寻求着艺术之间沟通的可能，但一首遵循自身逻辑而生成的歌曲在切换成他者模式之后，反而会缺失自身的艺术审美，这也导致了当陶喆唱“万事”如意时更像是在唱“一事”如意，当张也唱“小镇”姑娘时更像是在唱“大镇”姑娘，当于魁智唱“奔跑”时明明只是羸弱的“匍匐”，最炫小苹果也让无数的广场舞大妈乱了舞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其不可违逆的自身逻辑的，一旦错乱，那必然不再是经典。中国好歌曲中的两首原创也请来重量级的莫文蔚和刘欢来重新演绎，显现出了春晚对草根艺术的尊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反思的是：当一种草根艺术搬上贵族化的舞台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包装它才能最大化地保有其自身的魅力？木心的《从前慢》这首诗原本是一首极其小情小调的诗歌，原唱刘胡轶将木心那种小而深远的情怀演绎得很好，春晚中刘欢使用了法语一般浓稠的唱法，这本身就增加了原曲的膨胀，再当朗朗的国际钢琴范儿与吕思清高雅的小提琴艺术组合出现在舞台上时，原本小情调的歌曲被组装成庄重的大艺术形式隆重登台献礼，小艺术戴上大艺术的帽子之后，难免显得头重脚轻，背离了艺术自身的审美原则。
去日常化的逻辑还充分体现在语言类节目的戏剧情境设置上。春晚的语言类故事几乎是可以用一个模式来概括：错位，歧视，误解，循环错位，攻击，最后加情感攻势。其中故事的核心是错位与攻击，通过误解、冲突不断制造笑点，这些都无可厚非，春晚故事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时间的限制来不及化解其漫长铺垫开来的矛盾冲突，化解矛盾与冲突才真正检阅一个故事的耐心。熟悉编剧这一行的人都明白，人物性格的转变都需要同样反差的故事情境作为其转变的结点，在这个过程中，一句话、一些弱小的细节不太可能承担这样重大的转折结点，否则其说服力将是软弱的。《喜乐街》里充满对峙的友情发展到最后，大家突然通过辞职、分手、卖房这样的反常行为来帮助友谊，《我忍不了》中最后通过批评否定转换了叙事色调，《圈子》收尾时校长的一席话就点醒了圈中人构成人物转变的结点，这样的行为反差、性格反转与道德反差难以令人信任，剧本创作一旦讲述不被信任的故事，将立刻失去观众。
今年春晚还打出一个30年之最的旗号：小品反腐尺度30年来最大。这种夸大化的自我定位显然失真，尺度30年来最大仅仅是基于反腐节目的数量而不是质量而言的。2014年，国家反腐的力度之大以致大量高层落马，春晚投反腐之风所好加大了这类节目的数量，但是从内容上来看，今年的讽刺小品仅仅把矛头指向了小科长级别类的小人物，远比我们现实中真实的腐败情况要弱化太多，节目将腐败的牺牲品嫁接到微弱的小人物身上，而且还不忘将反腐的伟大功绩归于大领导身上，节目最后的落脚点几乎都是领导的明察秋毫，这违逆了讽刺类节目的初心。艺术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类节目中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却低于生活。
据说今年春晚在排练时启动了“笑”果测评，根据“笑”来考量语言类节目，但三个反腐节目中，除了《投其所好》表演较为诙谐，《这都不是我的》和《圈子》几乎没有多少笑点，演出时台下大量面无表情的呆滞足够说明节目制造笑点的能力是失败的，如果讽刺小品既不能通过内容的深度来达到批判目的，又无法通过“笑”来引起反思，所谓的反腐尺度依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里有个经典的场景，一心称霸的波普为了取得舆论上的压倒优势，专门成立了一支山羊“啦啦队”；其职责是：一旦在公共场合出现或可能出现怀疑、歧见和争执的情形，就齐声高呼：“两条腿，坏！四条腿，好！”这些啦啦队看似在批判表决，其实它们只是在站队。